你知道，那場談話，我真輸得好慘，眼看著蔣哲從我們兩個女人之間灰溜溜地走了之後，秦如芸很大方地指著一把椅子說：「坐啊！」我當時已是氣焰全無，只是機械地按著她的招呼去坐，談起來之後，我才發現，我根本不是她的對手。她時而勸解，時而威脅，時而哭訴，總之，一句話要我放了蔣哲，她能給蔣哲幸福，當時的局面完全是我被動。只記她說的最損的一句話是「大姐，你有文化可你不懂得男人，你不知道男人喜歡什麼。」秦如芸看我的眼神和她說的那些話，是我長這麼大受的最嚴重的一次傷害，以致這傷害從那天起終身伴隨著我，像件你必須時刻穿著，但又永遠洗不乾淨外套，這件污漬的外套就這麼光天化日之下，讓我自慚形穢。我前半生建立起來自信，被打得粉碎。你知道，那些日子，我每天都泡在自責的深淵。我害怕見所有的人，自卑到不論幹什麼都認定我搞不好。好像每天都在不停地道歉，夜深的時候，我甚至覺得我活著都是一種羞辱。

我終於熬不住了，同蔣哲辦理了離婚手續，只是那些天，我突然特別地渴望親情，我最後想，我什麼都丟了，也不能把親情丟了。再沒有親情支撐，我可能要活得豬狗不如。我提出，離婚可以，女兒歸我，其實這麼多年，我一天到晚地忙自己的事，女兒基本是蔣哲帶大的。琴琴也是跟他爸爸最親，在那些天，琴琴就像我生活中的一根救命稻草，我就動員她，哎！怎麼說呢！琴琴答應跟我還是蔣哲做的工作。在離婚這事上，蔣哲一直覺得有負於我，我知道他一定捨不得琴琴，但是他是盡量滿足我的要求吧。離婚不到一年，蔣哲就和秦如芸結婚了，現在他們過得不錯，又生了個兒子。

離婚那年我３８歲，正是女人最尷尬的年齡，我重新佈置了房間，每天只有琴琴在的時候，我正正規規地做頓飯，琴琴要是去奶奶家或他爸爸家，我連自己給自己做飯的心情都沒有，不在家吃，也不想一個人到外面吃。自己就靠在沙發裡一邊看報紙一邊吃點亂七八糟的零食，晚上就過去了。以前，沒離婚的時候，跟誰來往我都沒顧忌，跟誰說話我都特隨意。一個辦公室的同事，還有朋友，說什麼黃段子也不忌口。到哪兒去玩也不顧忌，可這一離婚就不一樣了。和男同志打交道，你沒覺得怎麼著呢，他那兒先有想法了。飯桌上同事間說說辦事也得特小心，弄不好就誤會了。而且還淨碰見受氣的委屈事，我這才發覺，整個社會對離婚女人還是挺歧視的。再加上以前覺得沒什麼，現在就覺得委屈的事特別多。我那顆心變得又敏感又脆弱，最後連社交的勇氣都沒有了。一下班就想關在自己家不出來。

我爸媽看我這樣，特別心疼，就發動親戚朋友給我介紹對象，不介紹不知道，一介紹嚇了一大跳，那些介紹來的男人要不就特老，５０歲左右。要不就渾身怪癖，要不就奇醜無比。每次見完了，我心裡都難受半天，每到這時，蔣哲對我的好，就特別清晰地浮現在我的記憶裡，蔣哲永遠給我溫暖的感覺，沒有了他，再看見這樣一群傢伙，我的心就覺得特別涼。我爸媽看這樣，整天歎氣。說也是，這４０歲往上的男人要靠介紹肯定沒什麼好的了。再後來，我就拒絕再去見面，我打定主意守著女兒自己過算了。

後來的事情是怎麼發生的，好像是過了一年。有天祝駿給我打電話，說約了幾個同學還有幾個從外地進京闖的商界朋友，要一塊聚聚，要我過去，祝駿自上次那次和我談話之後，他老覺得對不住我，替蔣哲瞞著騙了我那麼久，離婚的一年裡，他經常給我打電話，有什麼事老叫著我，我知道他的一片好意，但事已至此，我跟祝駿還能計較什麼呢？聽他叫我，我先沉默了一下，祝駿就知道我顧慮什麼，立刻說：「蔣哲不來。」

那天晚上，祝駿約在北京城東一個很有名的酒吧，說酒吧，那地方特大，而且老那麼暗暗的黑色。我和祝駿他們幾個同學來過幾回，感覺氣氛和我的心情還符合，至少呆在裡面不覺得太難受。那天來的人好像特別多，一圈人坐得擠擠的，祝駿先介紹了一個什麼台灣公司的老總，叫吳豪格，說今晚就是他請客。初來北京想多認識點朋友。我看那人，胖胖的，但沒有啤酒肚，穿一套高級西服。臉上一直露著謙和的笑容。後來我們就玩了一種吳總介紹給我台灣小青年常玩的鬥酒遊戲「大冒險講真話」，就是用石頭剪子布先對輸贏，然後大家問輸的人：要「大冒險還是講真話」？要是選大冒險，這夥人就讓你幹一件特尷尬，平時根本不敢做的事，要選說真話，就問你一句特隱私的話，要你說真話回答，如果不能做或不能說，就罰酒。這遊戲挺刺激的，那天晚上我們大呼小叫地玩得特歡。